藏族史料记载：“莲花生大师初进藏，从尼泊尔入境时雅拉香波山神现原身,化为一头雪白的牦牛，像座大山，吼声如雷,震得山崩地裂”，结果被莲花生降服化作佛教中的护法神。我们在藏区可以看到或听到许多这种远古时期藏族先民们就把各氏族、部落的族源图腾神灵的名字用来命名各种山川的现象，这些神山是藏族牦牛图腾文化的一种变异发展形式，它所包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是非常深刻的，于是 “这类神山便成了藏人祖先永恒的纪念碑。这类特殊形式的纪念碑上虽然没有铭文，但一代代将艺术形 象传了下来，并将这些形象固定在绘画、雕塑及神话传说和祭祀的文字中”，它所“表现的各种文化习俗 的史料价值，不低于地下保存了四五千年的古墓葬”。

据藏族史料记载：在佛教传入藏区之前，苯教占据统治地位，牦牛曾一度被称为“神牛”，是朝野、政教崇圣的供奉之物。当时宰杀一头牦牛必须经过苯教徒念诵长经三百遍方可，否则将受到严酷 的刑罚。牦牛的价值比奴隶的身价要高得多，后来苯教徒在身上刺上牦牛形象的图案，以求康泰吉顺，邪魔不入，这种文身在平民百姓中亦广为盛行。凡苯教徒一律用白牦牛尾毛盘结于发辫处，并用三颗红色琥珀珠做标志，缀饰于发梢处，以象征苯教兴盛、教规森严，教律严明。白色尾毛意味着神圣、吉祥、纯洁。

在苯教的一系列活动中，渗透着许多宗教色彩。譬如在他们的跳神或祭祀活动中，都用黑色牦牛作为神圣、正义、威严、力量、权威的象征，用白色牦牛作为吉祥、平安、善良、美好的标志。在举行修造苯教寺院或战争获胜归来仪式时，均由苯教首领选择力大无穷的雄牦牛一头，对其进行祈祷教化。用神龙降妖箭射死，然后以清油熬煎牛的骨头，再用青裸酒将这些骨头冲洗干净，在头骨未干之际，用墨色在上面刻写经文、咒语、符号。教长对刻画上经文的头骨选诵经典，再按照特定的方位，将其掩埋于2公尺以下地层，并在掩埋地周围放置利刃藏器1柄、牦牛全尾1个，这便是所谓“驱邪镇山三宝”。

苯教法事活动当中，还用牛角作为法器来诅咒敌人和异教势力，这显然是“神牛供奉制”的一大历史产物。他们认为神牛可以降服一切恶魔势力，于是便把“敌人的物品”装进牦牛左角内，施一种称为“牦牛伏魔法”的巫术形式。米拉日巴大师也用牦牛角施行法术，牦牛角可以和尊者对话,尊者还可以钻到牦牛角中去。这显然是藏族先民将牦牛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而进行驱邪祈佑思想的突出表现。苯教时代，人们在苯教寺院的经殿门口悬挂牦牛干尸，用来震慑邪魔，驱恶除逆，并把所崇拜的牦牛的某些器官当做神器敬奉，如供奉牛头。

人们认为牛头是牛的灵魂的寄宿，也是神灵尊严及威力的标志。众所周知，牛角是牦牛防御和攻击敌人的武器，自然被认为是神灵神力的源泉，是战胜一切邪恶势 力的法宝,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藏族文物——苯教法器“腾乍”当中略见一斑。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藏族苯教时期的珍贵文物“牦牛角法器”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牦牛牛角法器”外形为喇叭形状，外口处以皮封口，内装法物，器身外缘以阴阳刻手法雕有苯教密咒、经文、变形牛头、神箭图案，它是苯教道场做法时的重要法器，具有震慑妖魔的巨大威力。根据其外形雕刻有变形牦牛骨图案及其器质为牦牛角这一特征，我们不难想象并推断,苯教法师显然是借助牦牛神灵的巨大威力，通过教化之后的“牦牛角法器”来显示其神力，来制服、战胜邪魔的侵袭。

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记载：格萨尔王用神兵收服红铜角野牦牛后， 拿野牦牛的头和角做了霍尔国、黑魔国、姜国、门国等的招魂物，把它们放在奔木山（阿尼玛卿山）的北方向毒蛇奔跑的地方，以降服四方妖魔和敌国“十八大城”。综上所述，苯教的“神牛供奉制”，自然是藏族牦牛图腾崇拜这种形式的变异和发展。由此可见，铸造和冶炼如此硕大的牦牛青铜器,与藏族苯教的“神牛供奉制”是分不开的。

牦牛青铜器的诞生具有双重涵义:其一是古代藏族的神器，作为苯教时期的“镇寺之宝”，敬奉于寺院殿堂里,供僧侣、信徒们朝圣膜拜，以祈求族业昌盛、人丁兴旺、吉祥顺愿、祛邪祈佑、人畜平安。用青铜铸造如此硕大的牦牛形象，体现着一种永恒的精神寄托,祈望世世代代永远供奉它。也寄托着苯教徒企图 通过牦牛之雄猛威力，征服一切外教势力，从而发展壮大的根本愿望。另一种涵义是它被作为苯教寺院的祭祀器，将其供奉于寺殿神供前，作为永久性的敬谒礼品，奉献给天地诸神，以祈求教业永固。用铸造如此硕大的轮牛青铜器进行献祭的方式，是古代藏族特殊的祭祀形式。日常摆放和悬挂牦牛头骨的行为显然即是受到本教的影响再者体现了藏族对于牦牛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