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皇室子女在享受良好待遇的同时也要因为百姓和国家的安稳放弃自己的父母以远嫁他乡作为带价达到和亲的目的，唐蕃之间从文成公主开始便也有了和亲的来往，直到后来的金城公主，两位公主一直严以律己用过自己端庄贤良的形象让世人接受自己，但与此同时他们的一切行为甚至是子嗣都会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点。

就金城公主而言在藏时期是否有过子嗣？如果有过子嗣又会是谁呢？有些文章上写着金城公主所生的孩子是赤松德赞，或者换种说法就是赞普赤松德赞的生母是金城公主，这个问题甚至是一个谜团。

关于金城公主为赤松德赞生母一事，后弘期藏文史籍如《拔协》、《贤者喜宴》、《王统世系明鉴》、《西赞普臣记》、《雅隆尊者教法史》、《新红史》等书均有记载。有关此事的具体情节，以《西赞普统世系明鉴》的记载为详：“汉妃公主……到了青浦，被迎立为父王的妃子。一年过后怀了一个王子。这时候有一个长妃名为那囊妃细登，心生嫉妒，伪称她也身怀王裔太子。汉妃公主于阳铁马年在扎玛生下王子赤松德赞。

那囊妃来到汉妃公主身前，伪装亲热，夺去公主的儿子，并撒赖说：“这个王子是我所生。汉妃公主示以乳房，悲痛哭泣，她仍旧不还。公主告诉诸位大臣启奏赞普。那囊妃也敷药在自己的乳房上，因而有乳汁流出，让众大臣看，诸大臣疑惑而不能辨别。于是，汉妃的王子被长妃夺去，势力又敌不过，无可奈何。

在举行王子周岁喜宴之时，召请了二妃的亲属汉人及那囊人等。那囊家的人带了许多小儿喜爱之物如衣饰、花朵而来。赞普坐在宫中的黄金宝座上，那家的人在右面，汉人在左面。于是赞普给王子打扮好，将满盛米酒的金杯交到王子手中，

父王说：“两位母亲都说生了你这儿子，你身体幼小但聪慧如天神，这只盛满美酒的酒杯，愿儿献给你的亲舅，以此辨认谁是你的亲生母亲。”如此说罢，又念了咒语。放开刚刚能行走的王子。王子踉跄举步而行，虽然那囊家的人用衣服、花朵等招引，王子不去他们那里，将金杯交给汉人，并且说道：“我赤松德赞是汉人的外甥，那囊家岂能是我的阿舅家。说毕投入汉人阿舅的怀抱。……于是，众人确知王子为汉妃之子，盛宴庆贺。王子五岁时母后逝世。”此情节在上述各书的记载中均大同小异。但出自后弘期藏文史料的这一记载，却与吐蕃时代藏文史料敦煌藏文写卷的记载不相吻合。

首先，敦煌藏文写卷P.T.1286《赞普世系表》（下同）明确记载：“赤德祖赞与那囊妃芒保杰细登所生之子赤松德赞”。其次，据敦煌藏文写卷 P.T.1288《大事记年》（下同）记载，金城公主卒于兔年即739年，而赤松德赞则是生于马年即742年。按此记载，赤松德赞出生之年金城公主已死，故金城公主为赤松德赞生母显然不可能。

那么，关于赤松德赞生母，后弘期藏文史料与敦煌藏文写卷两种记载究竟孰是孰非？显然，要作出这一判断有一定困难。单就史料角度而言，似乎有两个理由可使我们更倾向以敦煌藏文写卷的记载为实。其一，从一般意义上说，敦煌藏文写卷形成于吐蕃时代，其写成时间至少在9世纪中叶以前，是吐蕃同时代之直接史料。而后弘期藏文史料则是在经历吐蕃末年的社会动荡和战乱之后，于11世纪以后逐步写成和流传下来的。

两个内容相比较，在有关吐蕃史实的记载上，敦煌藏文写卷的史料价值即其所载史实的时效性和可靠程度显然应在后弘期藏文史料之上。其二，《赞普世系表》和《大事记年》二者均出自吐蕃官方编史者之手。作为一种官方性质的大事记录，它们在记录赞普生年和赞普世系（即其生父生母）这类当时理属朝廷大事上出现偏差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但以上两点，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然条件。因为据此，我们并不能最终断定敦煌藏文写卷的记载就一定正确无误。不过，虽然我们无法找到有力的旁证材料来直接证明两种记载孰是孰非，但从当时的史实迹象和同时代汉文史料的记载却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此事的进一步认识与判断。

从史实迹象看，在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势力最为显赫的家族是那囊氏家族。出自于此家族的尚结赞曾作为首席宰相长期把持朝政，权倾内外，并任用子侄亲族担任要职。如其子乞藏遮遮（汉籍译名）亦为吐蕃大兵马使，主对外征战，成为吐蕃最重要的军事统帅。

那囊氏为吐蕃四大族之一，而其最显赫时期恰在赤松德赞执政之时，这似乎不是偶然。若按《赞普世系表》所记“赤德祖赞与那囊妃芒保杰细登所生之子赤松德赞”，则那囊妃保杰细登为赤松德赞之生母，这样在赤松德赞执政之时，那囊氏家族作为尚族而得以显贵即与之相合。故那囊氏家族恰好显赫于赤松德赞执政期的事实，显然更多地支持和印证《赞普世系表》关于那囊妃保杰细登为赤松德赞生母的记载。

此外，汉文史料同样不支持后弘期藏文史料所载金城公主生赤松德赞的说法。在汉文史料中，我们找不到有关金城公主为赤松德赞生母的任何记载或迹象。按理，倘若赤松德赞确为金城公主所生，而赤松德赞在赤德祖赞之后又被嗣立为吐蕃赞普，且其在位时间长达42年，则汉文史料中不可能不见于记载。

相反，此事作为重要的安边筹码，唐朝方面绝不可能不加以利用，而必定会大书特书。但从汉文史料中无丝毫反映来看，此事恐系虚妄。以上史实迹象和汉文史料的记载显然均支持敦煌藏文写卷而不支持后弘期藏文史料。因此，综合几方面情形看，后弘期藏文史料所记金城公主为赤松德赞生母之事显然很难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