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卿简介：

图为张长卿在接受西藏日报记者采访。记者　张思雨　摄

1951年7月，一支由400多名藏、汉族同志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藏先遣支队，从四川甘孜出发奔赴西藏昌都，参加昌都战役。我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挺进西藏的征程，就像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艰辛。我们翻越了没有人烟的19座大雪山，粮食供应不上、饿肚子行军是最大的挑战。为了充饥，我们到处挖草根、找野菜，甚至还捉老鼠来吃。踏冰卧雪，没有现在人想象中的风花雪夜、诗和远方。饥饿成为我们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在那段最艰苦的日子里，藏族群众的淳朴感情成为我们最温暖的陪伴。

图为张长卿老人近照。记者　张思雨　摄

一次，部队行军到一个村子附近休整。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我们不能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按照部队要求，也不能从老百姓手里购买任何物品。和往常一样，放下行装，战友们有的上山捡柴、有的拿着水桶去打水、有的捡石头垒灶台、有的去山上挖野菜。大家将挖来的野菜下锅后，又去忙别的事情。这时，一位藏族老阿妈悄悄地将一小袋糌粑倒进了我们的野菜锅里。那晚，吃着苦涩难咽的野菜粥，心里多了一丝甘甜。藏族群众的纯朴，深深感动了我，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进军西藏、解放身陷水深火热之中的藏族群众的信心和决心。

昌都战役结束后，我被组织安排前往江孜县，担任西藏工委江孜分工委社会部公安处科长，主要工作就是宣传党在西藏的政策、给当地农牧民群众发放无息贷款。得益于1950年3月在四川乐山藏语培训班几个月系统的学习，我能用简单的藏语和老百姓进行沟通交流。平时有空了，我就喜欢去附近农牧民群众家里坐坐，和他们拉拉家常，一来二去，我和当地藏族群众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了，藏语口语和书写水平提高了不少。

图为张长卿老人近照。记者　张思雨　摄

因为藏语说得好，那个时候，我还时常给妇产科医生郭新建当翻译。郭医生每次到群众家中给产妇接生，我就在门外当翻译，把郭医生对产妇的安抚、嘱咐和产后调理注意事项等尽可能全面地翻译给群众。日复一日，一件件看似普通的小事却赢得了藏族群众的深深感激，他们也就此认定我们这些毛主席派来的干部，是给他们送来幸福的人。也就在那个时候，藏族群众送我“旺杰扎西”这个名字。

1960年年初，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和妻子商量后，我们将年龄还不到一岁的儿子张焰西送到了西藏驻西安办事处保育院生活。1961年，我们的二儿子张焰峰在江孜出生。孩子两岁多的时候，还不会说话、走路，妻子担心得整夜睡不着觉。医生说，这是因为缺氧导致的，如果再不把孩子送回内地，肯定会影响孩子以后的身体、智力发育。不得已，我们把老二也送到了西安办事处保育院。那段时间，妻子经常在半夜偷偷落泪，可从未抱怨过。从内地回来的同事们给她送的吃的东西，她也总是送给身边的藏族孩子，她待这些孩子们就像自己的孩子。1968年，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在日喀则团聚。

后来，孩子们时常和我说起保育院的那段生活。每当有在西藏工作的叔叔阿姨来保育院探亲时，总会给大家带去好吃的、好玩的。站在一堆孩子跟前，那些叔叔阿姨却哭了，因为他们根本辨认不出哪个才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围在一起怯生生地猜测着他们会是谁的爸爸妈妈。最后，只能由保育院老师出面，从一堆孩子中找出一个或者两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拉到这些叔叔阿姨身边，告诉他们，“这是你的孩子”；告诉孩子，“这是你的爸爸妈妈”。

保育院的老师不仅给了孩子们父母般的照顾、关爱，还教会了他们文化知识和相伴一生的善良品质，也让“西藏”这两个字深深植根于两个孩子的生命里。两个儿子接过我手里的接力棒，先后进藏读书、留藏工作。他们和我一样，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大儿子在藏工作期间，很多藏族同事都非常喜欢和他打交道，觉得亲切又随和。我的孙子目前仍在西藏基层工作，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我和西藏的故事很多，说上一天一夜也说不完。如今的西藏，持续稳定、快速发展，这得益于党中央的特殊关怀，也是无数在藏干部和西藏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奋进结出的累累硕果。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祝福我们的西藏永远幸福吉祥。（记者　林敏　王莉　张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