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年前，当特提斯古海翻卷着留恋的浪花向南退去，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便崛起于高原的北部，不尽雄姿的千山万壑之中，留给我们的是千里羌塘、是今天这星罗棋布的湖泊、是宽阔无际的草原……

　　我多次走过的藏北西部，是藏北高原的主体部分。这片“世界屋脊的屋脊”格外辽阔，是一片没有崇山峻岭的纯牧区。由于藏北高原西高东低呈倾斜状的地势，致使这里景致与藏北东部高山深谷和半农、半牧区截然不同。

　　这片藏北最高地多为戈壁和荒漠，比起藏北东部，无论气候和自然环境都是最为恶劣、最为艰苦，也是人烟最为稀少的地方，甚至还有大片无人区，人类迄今为止掌握的科学手段都无法将这里改造成农田和果园。

　　在藏北这片最苍凉的地方，班戈是交通枢纽，往返西部的必经之地。班戈，藏语里被称为“吉祥保护神”，它因班戈错而得名，其海拔4700多米。班戈县原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里。1978年，班戈县色瓦区划归新成立的双湖办事处，1987年班戈县新吉区统一乡又划归申扎县。至此，形成现在只有约3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

这是班戈县城北侧的“江龙玛曲”小河。（唐召明2009年8月14日摄）

　　班戈县城四周群山环抱，其低矮、高差不过百米的山坡上多为风化裸露的岩石和沙砾。县城北侧有条蜿蜒曲折、名叫“江龙玛曲”的小河，小河流经之处形成的“绿洲”是人们洗衣、游玩、晒太阳的好去处。

　　通常，如果从班戈驱车向西，继续走一天的路程就是尼玛县和申扎县，如果向北走一天的路就是双湖县。这三地都距拉萨近千公里。以前路况差，说起西部，就连那曲地区（现那曲市）的人都觉得遥远。

　　2009年盛夏，我从拉萨驱车前往班戈县，发现这个正在改建柏油路的交通枢纽，已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特别是当我看到牧民群众骑着一辆辆打扮得花花绿绿的摩托车从宽阔的公路驶过、看到路两边一家家飘香的酥油茶馆，更是感慨万分！

这是当时正在改建的纳木错至班戈县油路（唐召明2009年7月28日摄）

　　从纳木错到班戈县新改建的柏油路全长170多公里，总投资3.5亿元。它是藏中地区通往西部各县乃至阿里地区的一段重要公路。改建完成后，汽车从拉萨市到班戈县的500多公里路程缩短到300多公里，时间也从10多个小时缩短到6个多小时。

　　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几十次奔向班戈草原，投入到它温暖的怀抱。正如一首民歌中唱的那样：“你初到羌塘，寂寞寒冷会使你惆怅；一旦投入她的怀抱，草原变成温暖的家。”是的，乍到班戈的印象确实如此，何止惆怅，有时简直是恐惧。但是，当你走遍班戈的山山水水，迈进牧民的帐篷以后，才能了解它的真情与伟岸。

　　1987年严冬，我初次来这里采访，就深受其寒冷无比的考验和头疼气喘的折磨。白天，我走在街上，稍跑几步心跳加快到每分钟120多次，难受得不得了。好不容易熬到夜里，10点以后发电机又不发电，躺在床上还无法在狂风掀动铁皮房顶的“咣、咣……咣”声中入睡。到了第二天，脑袋便像是被万把钢针扎了似的疼痛难忍。后来，由于采访的需要，我多次从班戈走进双湖、尼玛和申扎三县。对它的了解多了，感情上的联系很快增强了生理的适应性，说来奇怪，高原反应也减轻了。

　　前两年，我随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捐赠高原捡拾车志愿小组再次来到班戈县。当我漫步县城街头时，发现自己所熟悉的那排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兴建、两侧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楹联的延安窑洞式石房早已被拆除，而变成了装上空调的排排藏式新房。剩下的仅有那座由汉族老木匠李恩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建造的大礼堂。

这是由中国石化援建的班戈县城新貌（唐召明2008年7月13日摄）

　　2003年，过去“雨天一路泥，雪天一路冰，晚上一路黑”的班戈县城街道，在中国石化援助下，修建了吉江扎西路和幸福路。从土路变成两条宽阔整齐水泥路的两边，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每当华灯初上，街道两旁整齐排列的几十盏路灯，犹如两条黄龙盘旋在县城中央，伸向远方。

这是班戈县城有路灯照明的新街道（唐召明2009年8月16日摄）

　　在我的心中，班戈县既是藏北西部开始的交通枢纽，也是人杰地灵的热土。在这片严酷、苍凉的土地上，一批批藏汉族干部和群众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勇敢、顽强地工作、生活和劳动着，与大自然进行着最为壮观和最值得歌颂的抗争。

　　这是时任班戈县县委书记巴塔（左）与该县脖子下切除巨大肿瘤、刚从北京治疗回来的牧女斯求卓玛交谈（唐召明2011年8月16日摄）

　　2011年，我所采访的班戈县县委书记巴塔，是一位年龄不到40岁、思想十分活跃、敢于开拓的人物。巴塔是独生子女，但他13岁时就离开父母和家乡，开始独立生活。他先后在天津红光中学、武汉司法学校、中央民族大学读书，研究生学历。

　　有一次，巴塔在班戈县的工作中遇到车祸，六根肋骨摔断，肩胛骨断为三截，在医院住院四十多天。伤未痊愈，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现在，巴塔担任西藏自治区团委书记，我们仍然保持着金子般的友谊。

　　这是时任班戈县中学校长胡蓉（右）和副校长骆正军（左）在交流教学经验。两人在1980年分别从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后，来到班戈县任教（唐召明1987年摄）

　　1987年，我所采访过的班戈县中学校长胡蓉和副校长骆正军，1980年分别从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毕业，自愿报名来到班戈县任教，在这里一干就是10多年。

这是时任比如县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程令文在接待记者采访拍摄比如县（唐召明2014年7月8日摄）

　　2009年，我所采访过的班戈县副县长程令文，是一位毕业于西藏农牧学院兽医系的汉族干部，1993年来到班戈县兽防站工作，后与分到县里的河南籍女机要员张俊叶结婚。这位山东干部在那曲安了家，讲一口流利的藏语，习惯了牧区生活，把儿子交给河南老家的岳父、岳母照顾。

　　程令文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那明显的高原红细胞增多症，呈紫色的“多血面容”。我后查阅医学书籍获悉，高原人红细胞易增多，主要起始于机体对长期低氧环境的生理反应。红细胞适当增多，能使机体在低氧环境下的供氧与耗氧得到平衡，是机体对低氧环境下的一种代偿性适应。反之，若不能维持体内氧的消耗，就会引起红细胞的持续增生，容易出现血液粘稠度增高等病理现象。

　　这是时任班戈县副县长的李正斌看望曾罹患巨大肿瘤的牧女斯求卓玛，为她送去粮油等慰问品（唐召明2012年8月3日摄）

　　2013年，我所采访的班戈县副县长李正斌，是一位“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老西藏的后代。他的妻子和女儿一直居住在四川农村老家，他一人在班戈“单身”了20多年，上不能孝敬父母，下不能教育子女。提起李正斌的父亲李恩义，当地几乎无人知道，但要说起“李木匠”，却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早在1986年就退休回老家的“李木匠”，至今仍被当地人所熟知、所怀念。那不仅仅是因为他为当地建了多少房子、打造了多少家具，更重要的是他与当地群众共患难，心心相印了27个春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9年时的班戈县缺少技术人才，有手艺的人都不愿意来这片高寒缺氧的地方，而“支边”来的四川小伙子李恩义却不怕。他先来到班戈县“382”硼砂矿挖硼砂，后到乡村里干杂活。他除木匠活外，还会铁匠活、盖房子，一时间成了当地的全能型人物。

　　当地干部群众说：“‘李木匠’手艺高，没架子，只要提出要求，没有他干不了的活。”从上世纪60年代直到80年代，班戈县各区乡的土坯房屋不仅是“李木匠”带人建造，包括县城至今仍在使用的木质结构的大礼堂，也都是“李木匠”带人一手修建。此外，他还打造了许多门窗、装修了许多房屋，并打造了数不清的办公桌椅。

　　近两年，我所采访过的班戈县县委书记潘刚平，他的祖籍在陕西，却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那曲人。那是因为1979年8月，尚在幼年的潘刚平就随父母来到那曲。从此，他40余年人生岁月，便与这片草原再也没有分开过。他和妻子现在一人在那曲市工作，一人在班戈县工作，把孩子寄养在老家。

　　在藏北乃至整个西藏，像程令文、李正斌、潘刚平这样的汉族干部还有很多。他们也渴望家庭欢聚，也需要天伦之乐，但他们亲情再重，也重不过使命责任。他们有的单身一人在西藏工作，与亲人相隔千山万水；有的夫妻均在西藏工作，有了孩子只好送回老家请父母、亲戚代养。但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在牺牲个人利益和家庭幸福的同时，却在当地实现着人生的最大价值。这既是西藏的传奇，也是藏北的传奇，更是班戈的传奇。（中国西藏网 文、图/唐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