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塘寺藏语意为“象鼻平地寺”，又称“拉塘寺”、“拿塘寺”、“拉当寺”等，清雍正皇帝曾赐名“普恩寺”，位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曲美乡纳塘村，原属噶当派寺院，现属格鲁派，是西藏历史上最早的印经院。11世纪，古印度佛教僧人阿底峡路经此地，曾预言这里将会有一座有名的寺庙。1153年（宋绍兴二十二年）他的弟子东敦·洛追扎在这里兴建了纳塘寺。纳塘寺几经兴衰，1950年时已没有主要经堂，只有已改为印经院的大殿。1962年，纳塘寺被列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国家拨款在废墟上重建纳塘寺。鼎盛时期，纳塘寺主要建筑有3座经堂、15座殿堂、12座灵塔、4个扎仓和常住三千余人的僧舍。纳塘寺主供佛为释迦牟尼和未来佛。大殿外檐曾悬挂有清雍正皇帝所题“普恩寺”匾额，在大殿墙壁的壁画上，四大天王群像以及多闻天王像均保留了汉族的肖像画法。寺内塔院保存了历代活佛的灵塔，其中最大的一座呈方形多角，底层每面有3室，二层每面有1室，上下共16室，室内塑有释迦牟尼、千手观音、四臂观音及祖师像等。寺庙建成后，有不少僧人来此讲经传法。一世达赖曾在此受戒，学佛17年。纳塘寺最著名的是纳塘印经院。作为仅次于热振寺的噶当派主寺之一，纳塘寺一直重视佛经的搜集和整理。元武宗时期（1308—1311），国师尊巴绛央委托洛色益西编纂藏文《大藏经》。洛色益西常驻纳塘寺，与译师索南沃色、江绕强秋绷等人将藏区所有的《甘珠尔》、《丹珠尔》各种抄本搜集齐全，分类编排，认真校对，由觉丹热智编写了《甘珠尔、丹珠尔目录详指》，洛色益西编写了《甘珠尔、丹珠尔简目》，此后根据这两本目录的次序，整理编辑了藏文《大藏经》手抄本，存放于纳塘寺，即纳塘手抄本，这是现知编纂藏文《大藏经》的最早记载。元英宗至治年间，夏鲁派僧人布敦·仁钦珠以纳塘抄本《大藏经》为基础，进行了重新整理、分类和编目工作，《大藏经》只收译典，译典分为经、咒两部分，其中再分为佛语和论疏两类，于是有了《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名称。蔡巴·贡嘎多以纳塘版《甘珠尔》为蓝本，对西藏所有的《甘珠尔》写本进行了仔细比较和认真校对，并以金银混合汁书写出了有260函的《甘珠尔》，这就是备受学者推崇的标准范本《蔡巴甘珠尔》。鉴于纳塘寺作为藏文大藏经的起源地，清康熙年间，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下令建造纳塘印经院，当时印成《大般若波罗密多》经13部28函存于纳塘寺。由于修建印经院和刻版、印刷耗资巨大，难以为继，以后虽经拉藏汗等人的大力支持，也未能完成。1730年，颇罗鼐·索南多杰出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为抢救、整理西藏古籍及佛教经典，他主持修复了纳塘印经院。由全藏的僧俗百姓支差，从山南门隅和后藏吉隆、聂拉木等地采购大量优质桦木，从各地选拔近千工匠，参与修建纳塘印经院工程，同时培训了大批刻字工人雕刻经版，并组织学者，以存放于夏鲁寺的由布敦·仁钦珠和蔡巴·贡嘎多编写的《丹珠尔》和《甘珠尔》为底本进行校刊，从 1730年8月到1732年1月，仅用1年零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107部《甘珠尔》经卷的浩繁刻版工程，刻成经版50019块。从1741年3月到1742年10月，历时1年零7个月，又组织刊刻了《丹珠尔》225部，完成了西藏历史上最浩大的木刻版印书工程，共刻成经版76726块。印版刻成后，由六世班禅贝丹益西加持开光，存于纳塘寺印刷流通。从此，这一重要佛经典籍，统称为纳塘版《大藏经》。经板上除文字外，还有套色画板。此版雕刻质量很高，线条细腻，字形美观，令人赏心悦目。纳塘版《藏文大藏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纳塘印经院与德格和布达拉宫印经院相比，可以说其规格和贡献都大于后者，素有“西藏经库”之称。纳塘寺在西藏佛教印经事业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西藏历史、文化的宝库。纳塘寺现存有各种塑像、壁画等众多文物，珍藏有7块十六罗汉石雕，第八任住持居敦·门朗措成30多岁时在石头上留下的一双脚印和先后搜集到的《甘珠尔》、《丹珠尔》印经板8800块，保留着东敦·洛追扎的灵塔。此外，还有不少明清时期所绘唐卡，噶当派前辈祖师的用具遗物，如仲敦巴的水晶手杖。最珍贵的是保存有明永乐十七年(1419)及二十一年的诰封，这是继永乐十一年“分别敕封纳塘寺和乃宁寺堪布为国师”后，明中央政府再次对纳塘寺下达诏命，这也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纳塘寺的壁画与唐卡艺术充分体现了汉藏各种风格的交流与融合。纳塘印经院编纂和刊印藏文《大藏经》，促进了雕版印经事业和藏族文化的发展，成为传播和发展藏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丽珍宝。纳塘寺在历史上曾有主持被明朝中央政府封为国师，并受到许多赏赐，清朝皇帝也为纳塘寺题写寺名，这些殊荣说明纳塘寺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纳塘寺，是在新中国的阳光下重建的。由此可见，历史上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就没有纳塘寺曾经的兴旺。今天，没有党的宗教政策，也就没有纳塘寺重焕生机。